编者按：神经精神疾病常被称为“大脑的暗区”，其药物治疗长期面临疗效不确定、个体差异大、依从性差等多重困境。当一位癫痫患者因感染加用抗生素后突然发作，当一位帕金森患者因“处方瀑布”陷入谵妄——这些临床中的“意外”，往往指向同一个问题：我们是否真正理解了药物与人体之间的复杂对话？

　　在药学服务从“以药品为中心”向“以患者为中心”深度转型的当下，医院药师的角色正在发生根本性的重塑。他们不再仅仅是药品的供应管理者，更日益成为临床治疗团队的参与者、用药安全的守护者以及个体化用药方案的设计者。而在神经精神这一极具挑战性的领域，药师的介入往往成为破解复杂用药困局的关键一环。

　　马凌悦副主任是北京大学第一医院药剂科的骨干力量，她的研究方向横跨神经精神临床药学、新型药物递送系统和医院药学管理，同时在多个国家级和省级药学专业组织中担任重要职务。在她看来，医院药师的核心价值在于做“连接者”——连接基础研究与临床需求，连接实验室创新与患者获益，连接“科学问题”与“临床语言”。

　　本期“药有作为”专栏邀请马凌悦副主任，结合她在神经精神临床药学一线的丰富实践，分享在个体化用药策略、新型药物递送系统的临床价值，以及医院药师如何深度参与创新制剂研发与转化等方面的深刻思考与宝贵经验。

　　《药学瞭望》：您在神经精神领域的临床药学实践中，遇到过哪些复杂的用药问题？如何通过个体化用药策略优化治疗效果？

　　马凌悦副主任：近年来，神经精神疾病的发病率呈现上升趋势。像抑郁症、精神分裂症、癫痫、阿尔茨海默病等，其发病机制本身就非常复杂，所以治疗起来也面临着诸多挑战。

　　在药物治疗方面，我们最常遇到的一类问题就是药物疗效不达预期，或者发生药物不良反应，造成患者治疗的中断或更改。很多精神类的治疗药物都存在明显的个体差异，我们会看到在相同药物、相同剂量下，不同患者的疗效差异很大。这一方面与患者本身的疾病类型、病理机制不同相关，同时药物的代谢差异也是非常重要的因素。

　　超过半数以上的神经精神药物通过CYP450酶代谢，比如CYP2C19、2D6、3A4等。以抗精神病药物为例，在常规剂量下，慢代谢人群发生剂量依赖性不良反应的风险较高，比如锥体外系症状、过度镇静或嗜睡、高泌乳素血症等。相反，快代谢人群则可能存在药物浓度低、疗效差、需要加量的情况。此时，开展治疗药物监测和基因分型检测，就是我们制定和调整个体化治疗方案的有效工具，尤其是对于儿童、老年人、肝肾功能不全等特殊人群。

　　除了个体差异，第二点是药物相互作用，这也是特别需要关注、且我们药师非常擅长的领域。老年人经常有多病共患，而且精神科患者经常是跨科室甚至跨院就诊，这时候不同场景下的处方审核和药物重整就非常有必要。另外，很多精神疾病都是慢性病程，患者需要长期服药。在此期间，如果患者因急性疾病（如感染）需要加用药物时，我们也要非常警惕药物相互作用。例如，碳青霉烯类抗生素会显著降低丙戊酸的血药浓度，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

　　此外，对于精神科患者来说，用药依从性也是特别需要关注的一大挑战，这来自疾病、药物、社会心理等多方面的影响。比如因疾病而缺乏自知力，每天服药给患者带来的病耻感，以及出现体重暴增、代谢紊乱、震颤、情感迟钝等不良反应，都是导致患者自行停药的重要原因。一方面，我们要结合患者的个体情况，为其选择合适的药物种类和剂量；另一方面，口崩片、口溶膜以及新型长效制剂的开发，也为患者提供了更多的选择。

　　《药学瞭望》：新型药物递送系统（如脑靶向纳米递送、长效注射剂等）在神经精神疾病领域有哪些开发前景和临床价值？

　　首先是改善患者依从性。长效注射剂的开发可以将给药频率延长到每月一次、每三月一次甚至每六月一次，从根本上绕过了“患者每天记得吃药”这个前提。另外，长效剂型还提供了治疗中断的可见性——如果患者没有按时来注射，医生和家属能够及时发现并干预，而不是等到疾Kaiyun病复发后才被发现。以棕榈酸帕利哌酮为例，真实世界研究显示，从口服换用长效制剂后，患者一年内的复发率降低了约30%到40%。目前，长效剂型正在从抗精神病药物向抗抑郁药物、抗癫痫药物等方向拓展，这是一个非常有前景的方向。

　　关于新型药物递送系统的价值，第二个方面是它可以跨越血脑屏障，提升药物在脑组织的有效分布。血脑屏障在保护大脑的同时，也阻挡了98%的小分子药物和几乎所有的大分子药物，这也是中枢神经系统药物开发中的一大障碍。现在，研究者们正在利用脂质体、纳米粒、细胞膜、外泌体等新型载体，通过表面修饰靶向分子（如转铁蛋白、LDL受体抗体等），来实现对脑部的主动靶向作用，让药物能够突破脑部递送的屏障限制，直击中枢，提高疗效。

　　另外值得一提的，经鼻脑给药也是一种很有前景的研发方向。药物可以通过嗅觉通路、三叉神经通路，由细胞外途径或神经元内途径绕过血脑屏障，直接进入脑实质，在增加药物脑靶向的同时降低全身不良反应。这一途径在偏头痛、抑郁、阿尔茨海默病等疾病领域已经有了一些成功的案例。虽然说一些新型递送系统的安全性评估、规模化生产、监管审批可能还在路上，但可以预期的是，随着研究的深入，未来会有更多的脑靶向新药陆续上市，给患者带来更精准、更安全、更便捷的选择。

　　第三个方面，我们可以通过缓控释给药来降低药物的毒副作用。很多神经精神药物的难点不是无效，而是治疗窗窄。传统的速释制剂会导致血药浓度的峰谷波动，峰浓度容易引发毒副反应，而谷浓度不足又可能影响疗效。开发缓控释制剂可以降低药物的峰谷波动，维持更加平稳的血药浓度，进而改善患者对药物的耐受性。

　　《药学瞭望》：在您看来，医院药师在促进创新制剂研发与转化方面可以做哪些准备，如何更好地创造价值？

　　马凌悦副主任：我觉得医院药师是连接临床需求和创新制剂研发的一座桥，是连接“实验室创新”和“临床价值”之间最短路径上的关键节点。结合近年来医院药学向“价值型服务”转型的趋势，以及院企融合的实践探索，我认为可以从三个维度发力。

　　第一，做临床痛点的“发现者”，建立“一线需求”的院内清单。我们每天在病房和门诊看到的不是抽象的问题，而是具体的、真实的、未被满足的临床需求。我们要留心身边的各种“抱怨”，孩子哭闹吞不下药片，鼻胃管给药困难，急救药起效不够快，患者有胃轻瘫口服药疗效不佳，患者拒绝吃药等等……这些“困难”和“不方便”可能就是下一次创新的起点。

　　我们要立足临床真实场景，对创新制剂的可转化性进行评估——比如病生理状态下的给药部位、给药途径选择是否合适，鼻腔喷雾所需药量的给药体积是否超过了鼻腔的容纳能力，口崩片的设计是否考虑到患者口干？这些看似琐碎的细节，可能就是决定一个制剂能否走出实验室、走进病房的关键卡点。另外，我们自己也要持续升级：主动了解药品监管科学的要求，学习纳米材料、人工智能等交叉学科进展，打造一支既懂临床又懂研发的复合型团队。这样才能当好这个“把Kaiyun关人”。

　　第三，做院企融合的“价值共创者”。近年来，从国家到地方都在推动产医协同、成果转化。药师要从传统的“发药人”转型为能够深度嵌入多学科诊疗团队的“复杂用药系统架构师”。我们要主动参与到临床试验设计、真实世界数据收集、药物经济学评价中去，用证据为创新制剂的临床价值说话。当我们能够向研发者、审评者和监管者提供来自临床的真实用药数据、患者偏好，为新型制剂的医保准入、临床指南更新、个体化用药决策提供证据时，医院药师就成为了创新转化中不可或缺的一环。

　　创新从来不是一个人的独角戏，而是一群人的接力赛。基础研究、制剂开发、临床评价、政策研究——各司其职、紧密协作，才能跑好创新转化这一程。

　　征稿内容不限于：研究进展、团队科研成果、临床用药经验分享、典型病例解读、疾病诊治经验、人文故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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